李强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会谈
杨国枢，1988，《中国人之缘的观念与功能》，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但船山唯识论述的特点就是用唯心论克服唯心论。由不定或者说气化，才有不齐之万有，乃至未济之流行。
不过，以心著性的同构的另一面，就是以气著理。不能舍气言志，如同不能舍气言理。从西方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看，它其实也跳出了狭义的所谓唯心、唯物之争。这些概括大致不差，但仍有必要推进。无论如何安排，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当有区别。
其次，诚有实义，因而性理皆是实理，可对抗佛学。太虚既有阿赖耶识（种子识）义，性即可有种子义。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于民初帝制复辟与尊孔读经逆流的刺激而发生的，其以自由的精神与进化的观念来倡导民主与科学正是为了从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启蒙角度替辛亥革命补课。
虽然1903年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按民主建国的宗旨，废止以宣传忠君、尊孔等封建政治文化观念为方针的小学读经科，这是对儒家文化的巨深创痛，因为它使传统的孔经失去了最大、最基本、最易于传播的读者群。这种导向使经学大师孙诒让对传统的经世致用作了总结性发挥。三、民国的新生与孔经的废除 辛亥革命，使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中华民国诞生，天变了。
1903年，燕客就号召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者之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时论指出：此次革命以形式言固成功矣，以精神言则犹未也。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打倒了封建专制政体，以尊孔读经为表现形式的儒家文化的命运走向衰败，也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在清末教育革新运动中，民间以背诵四书五经章句为能事的私塾成为尊孔读经的基础堡垒，但是自兴学之说流溢全国，而私塾之弊亦渐为当世所诟病。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家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呐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新生的中华民国是以民主作为新国魂的，而康有为竟高举起了以孔教为国教的古老招魂幡，这意味着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还远未结束。殊不知道，《周礼》有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他于1902年直言：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虽然这招来了罗永绍、郑人康等22名议员关于祀孔典礼之命令，以为违背约法之信仰自由的质问，被指斥蔑视约法，蔑视民意机关，莫此为甚，但是袁氏仍一意孤行。
革命派在向封建统治发起武器的批判大挑战的同时，为了使封建统治的天失去儒家文化这个道的卫护与支撑，还向尊孔读经诉诸了批判的武器。庚子国变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凄惶惊恐中悟出了维新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表示与民更始的新政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改良派除康有为由其貌则孔，其心则夷而退化为铁心尊孔者外，就连梁启超也是反对尊孔守旧的。在中国古代史上，儒家经学时代的绵延，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
这既是对辛亥革命在反封建思想文化启蒙方面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原因的一种诠释。其经学派别固分今古，其通经致用与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管理通则》中仍规定各学堂集会仪式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雠耻。这种君权神授色彩的经说在历史上是最大的政治传统，汉代以后历朝统治都难逃其影响。他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反封建战术，等于将传统的孔经与封建专制政体在文化上变相蒸馏分离了，这对封建统治的天与道都形成了蛀蚀，为近代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
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为新国魂，传统的儒家孔经沦落为凄惶潦倒的老游魂，道也变了。中华民国以民主取代专制，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孔经的最根本离异。
为了用孔教抵消革命，他于1901年至1902年间成《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著作，竟与新政中的清王朝演起了尊孔双簧戏。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
异器械，洋枪洋炮代替了刀矛剑戟。然而，私塾作为传统蒙学基地素来以识字与读经为要务，其遍布全国城乡，要进行改良实属不易。
1908年，绝圣在《新世纪》上著文宣称：呜呼。但因其近代化改革维度决不亚于戊戌维新，且是由清政府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出面支持的，这就注定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儒家纲常名教冲击力也会更大。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章太炎还经于史，就等于去掉了封建统治者为孔经殿堂强安上的永恒性与普遍性两大神圣支柱，这既有利于推动经学向史学的学术转向，使传统经学移植于求真的科学基础之上，更有利于人们告别孔经与封建统治一体化的经学时代。
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大潮中的一条激流，此派人物对孔经的荡涤是惊世骇俗的。孔子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以智为表，以和为通，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恢复尊孔读经，于1913年10月竟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写入了《天坛宪法草案》。2月20日，袁氏又发布《圣典例令》七章，对孔府衍圣公及至圣先贤先儒后裔奉祀官的爵秩、祭祀费，孔庙、孔府官员的设置及俸禄等，都作了详尽的优渥规定，以上年支18130银元统由内务部开出。
在这两千多年历史上，封建统治的天与儒家孔经的道是互为体用的，天因有道而神圣，道因有天而合法，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若日本之强，以欧美之政治物质，为其皮肤。
……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以孔子之教，为其神骨者也。9月20日，袁氏颁布《整饬伦常令》，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混融中外之迹。
因为其所变者，仅限于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前清学部颁布的以忠君尊孔为主体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项教育方针。
此令一下，将一度沉闷的尊孔祀孔活动刺激得活泛灵光起来。在利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氤氲而发起成立孔教会之后，为了弘化其以孔教为国教的迁腐庙谟，康有为竟兀自哀号：自共和以来，盖国魂死矣。
孙诒让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著《周礼政要》，是为清末新政服务。与之同时，全国各省也都在省会文庙举行隆重的祀孔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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